父亲叫魏辉，字光燔，1908年，出身在四川中部贫瘠的丘陵地区，一个农民家庭，祖上世代务农，赤贫，父亲到16岁前还没有穿过一条裤子，春夏秋冬都用一块被布遮住下身。为了供父亲上小学，祖父曾帮人算命，祖母磨豆腐、帮人织毛线，晚上点不起清油灯，就在磨盘和纺车上插条香，点燃香，磨盘和纺车转动使燃香产生了微弱光亮，借此来添加豆料或接线。

　　祖母四十岁眼睛瞎了，不到五十岁就在贪病中死了。

　　她一生中生了九个孩子，有六个都在老家的恶劣环境中死去，只有从老家跑出来的一个大伯和我父亲、父亲的一个么妹（被我们称为九姨），存活下来，先后在上世纪70年代、60年代和80年代病逝。

　　听母亲说：

　　留在老家的兄妹都死得很悲惨，有一个出嫁了的满姨（可能是父亲的四姐，俗称为满姨），是被丈夫拉着双腿，在田硬上活活倒拖死的，情景惨不忍睹，无人敢调解和干涉。其原因，一方面是我祖上在老家，属赤贫户，无田无地；另一方面还是由于我父母亲的婚姻造成的结果。

　　我祖上是明末清初，在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大浪潮中，由浙江迁入贵卅遵义，再转迁到四川安岳大泽乡。因属外迁户，虽勤劳善良，以耕读传家。但因天性耿直、忠厚本分，有点自恃天赋聪明，不愿为三斗米折腰，而孤芳自尝，所以虽历尽沧桑，披星戴月，辛勤耕耘，三百多年仍不能在小小安岳大泽乡操成名门望族，只是繁衍了一两千人的小户人家。到父亲那一代更是贫穷：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了，还没有穿过裤子！

　　祖辈虽然贪穷，但还是想方设法让儿女们受到一点教育，所以父亲青少年时，也上过当地的高级学堂（小学），学习过数学、英语、自然科学等近代知识。

　　父亲天赋聪明，刻苦好学，丈义，好交友。所以在学校不但成绩好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算是小有名气，加之人长得高大英武，倍受同学的拥戴。

　　在学校，父亲认识了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母亲，而且偷偷恋爱上了，当时父亲好像是22岁，母亲16岁。

　　母亲叫苗庭芳，与父亲同乡，属大泽乡豪门大地主么房的女儿。虽到外祖父一代，么房家境已经败落，但母亲仍属大家闺秀。

　　门不当，户不对，父母的自由恋爱在清未民初那个年代，肯定会受到母亲家族的竭力反对。

　　父亲受新潮思想影响，小学还差1年毕业，就悄悄带着母亲，离家出走，逃到离安岳有三四百里的江口县，同居成婚。

　　父母亲的私奔，在大泽乡抛起了惊涛骇浪，逼死了几条人命，我奶奶、满娘等都在这场风暴中先后去逝，母亲家族还派出无数家丁，带着盒子枪，到全川各地，搜查父亲，发誓要将父母捉拿回安岳问罪。

　　父母逃到江口县，举目无亲，身边只有大伯给的几个大洋，在江口县观凤楼附近，租农家房子安顿下来，后来母亲生了我大哥魏朝纲，字灌生。

　　祖母死后，祖父也偷偷来到江口县与儿子和儿媳、孙子团聚，生活上主要靠大伯接济，祖父开了个算命摆，帮人算命，父亲也曾在太平街小学代课半年。

　　生活窘迫，听母亲说，每天吃对时饭（一天只吃一顿），一顿就一个锅魁（一两多重的面饼）。

　　大伯是父亲大哥，十多岁就离家出走，在丹金县一位藏族土司，古守备家当家庭教师。后来二十几岁，立志出家修行，到成都青年宫考道士，后在丹金观音阁任方丈主事，念经行善，造福一方，终生未娶，无儿无女。

　　伯父对我家贡献极大，从父母出逃成家，到父亲以后送去劳改，都无时无刻地帮助我家。

　　父亲为感激伯父的恩德，从大哥出身起，就将大哥抱给了伯父为子。

　　民国24年，江口县以蒲河为界，爆发了军阀混战，父亲利用社会的混乱，在江口县太平街，打出了“魏团长”的旗号，招慕了一些散兵游勇，搞了几杆枪，自立为王，开始混迹于社会。

　　安岳苗家派出抓捕他们的家丁也曾追到了江口县，看父亲是团长，有兵有枪，不敢冒犯，回去汇报，苗家知魏辉已是团长，认为有出息，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，以后还常有来往。

　　抗日战争爆发，蒋介石在成都开办武学堂，父亲因毛笔字写得好，受聘在学堂当文书。

　　当时在学堂受训的，有位山西省副省长，名叫吴逆祥，他非常赏识我父亲的才华，在他毕业时，山西沦陷，被派往四川川北地区任行署专员，他聘父亲为秘书。

　　父亲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，参加了国民党，曾担任过修建凤凰机场的大队长，台县粮政科长，代县长，地区行署秘书长等职。

　　听伯父讲，父亲为人厚道、大公无私、从不贪赃枉法，在任县长期间被百姓颂称为魏菩萨，抗日战争刚胜利，他被派往南京受训，军队职务准备授予少将军衔，行至重庆，突然接到祖父病危的通知，赶回成都灯笼街，祖父病逝，安葬于成都凤凰山。

　　父亲因误期而未赴南京，失去了一次提升的机会，当时父亲才36岁左右，正年轻有为。

　　父亲恩师吴逆祥要回山西原籍，希望父亲同他一道去山西，父亲因儿女重多（八个孩子，死去一个老二，还有七个），念故土，没有前往。

　　吴逆祥依依不舍与父亲握别，并写推荐信给四川省政府，希望省政府重新安排父亲职务（父亲因派往南京受训，原职务已另有其人）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时局混乱，各地拉帮结派，父亲失去仕途上的靠山，只能是任人宰割了。

　　在成都省政府候职三、四个月，都没有适当的职务安排，因无处拿薪，自己又无结蓄（父亲当官，一生清廉），全家十多口人要吃饭，听母亲说：

　　“当时急得父亲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每天都往省政府跑。”

　　后来听说祖山县有一税捐处（科级），处长职务空缺，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去，父亲毫不犹豫地去了。

　　过了两年，祖山解放。

　　临解放，祖山县县长跑到台湾去了，当时父亲也可以去，可能是家庭负担太重，无钱逃离，还是其它什么原因（我家有愚忠、执着、临危不惧的特点）选择了留任，被指派为祖山地区反共救国军的总负责人。

　　父亲感到国民党大事已去，或是为了轻装救国，决定把我们举家连夜用黄包车送往成都（当时未通汽车），在成都受到我九姨夫的接待，然来我们到江口县太平街董家院子安了家。

　　父亲将全家安顿好，匆忙返回祖山，祖山已经解放，税捐处改为税务科，父亲好像属自动投诚，被留用，51年送去劳改（43岁），53年刑满回家，61年病逝〔53岁〕。

　　父亲在江口县安顿我家时，曾有父亲祖山时的好友董某〔江口县人〕来家，请父亲去成都为共产党工作，被父亲拒绝。董属地下党，在祖山时曾任祖山县法院院长，跟父亲相交甚厚，父亲当时就知道董是地下党，但从未揭发，董非常敬重父亲的人品，曾动员父亲加入共产党，被父亲碗言谢绝，临解放又动员父亲为共产党办事，也被拒绝，可见父亲的愚忠和天性上的固执。

　　董解放后任省最高人民法院××庭长，57年被打成右派，以后如何？不知道！

　　我在家排行老七，有大哥魏朝纲；二哥幼时夭亡；三哥魏朝才；四哥魏朝兴；大姐魏朝琼；二姐魏朝英；大弟魏朝荣；幺弟魏朝春。

　　现在只能回忆起，在祖山时的一些情景。

　　小时我比较胖，很受父母宠爱，秋冬爱穿一身黑尼子中短长大衣，双排扣的，一双黑得发亮的小皮鞋，头发打有发油，梳成小分头，喜欢埋着头，好像很有心事或思考什么问题。

　　父亲外出去拜见朋友，总是要带我去。

　　记得有次，要过岷江去拜会客人。

　　父亲身材高大，穿着考究。

　　那天他穿了一身灰黑色、质地很好的长衫，头带礼帽，脚登一双褐黄的皮鞋，胖胖的，昂头挺胸，很有精神。

　　他一只手牵着我，一手扶着文明棒（手杖），直直地立在船头上，眼睛凝望着前方。

　　后面是一位背着长枪的卫兵，他把枪倒挂在肩上，也是直直地站着。

　　船尾是一个船夫，弯着腰不停地划着船。

　　岷江很宽，水流淌急，烟波浩渺，不时有小船从身边驰过，时值夕阳西下，远山和江面被抹上了一层金黄色……

　　如一幅画，现在还时时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。

　　我读书很小，可能是2、3岁就开始发蒙读书了，我和二姐一起上的学，她比我大一岁多。

　　初夏一天晚上，在祖山一个大操场演电影，人山人海，我们全家和县长一家，还有县府官员的一些家属，全都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就坐，主席台搭得很高，下面是片黑压压的人头，电影放些什么？不知道，只觉得台下有人，不时地回头来看我们，我感到自己是不是与他们有点不同？

　　电影过后，要我、二姐和一些小朋友跳舞，灯光很亮，照在我们身上，眼晴都晃得睁不开，跳舞开始后，本来一个动作是全部蹲下，可我却坐在台子上，听到父亲和其他人的大笑声！

　　一天，听说县长的女儿从美国读书回来了，我和二姐去县长家玩（我们都住在县府大院），县长家比我家漂亮多了，有沙发，吊灯，还有留声机。

　　县长小姐见我们来了，就放留声机给我们听，是外国音乐，不好听，我没有注意和看清楚她的脸，只感到她高高的，穿的是一套军装套裙，裙子里露来一双雪白的腿，和没有穿袜子的脚，好美！

　　至今老是在我眼中晃动。

　　解放前夕，父亲要将我们举家迁往江口县的原因，是江口县有位父亲的亲妹妹(九姨)在江口县做生意，生意很大，将我们放在江口县也算有亲戚照料了。

　　出发前，全家都忙着收拾东西，我和二姐〔一个长满卷发，如洋娃娃的小姑娘〕却四处找人玩，当时我己有大弟，但还趟在母亲怀里吃奶，母亲抱着大弟，忙着指挥雇人收拾东西，父亲在外有他的公事，谁也管不了我们！

　　从来没有这样开心了，我们玩得很累，晚饭也没吃就倒到床边睡着了，半夜，睡得正香，被人推醒说：

　　“走了！”

　　我被抱上车，车上仍睡，依稀记得赶到岷讧渡口天才刚亮，一行黄包车十多辆很壮观，把两条渡船都塞得满满的。

　　到成都已天黑，一个小偷想来偷车背上托的东西，被母亲发现，父亲和跟随来的车夫将小偷捉住了，送到一警察署，开始警察不收，父亲递给了他一张名片，警察看了看，马上给父亲敬了一个礼，将小偷收容了，我心中涌起了一阵没名其妙的激动，“父亲真行呵！”。

　　到成都受到九姨父的接待，刚安顿下来，九姨父就给我们一人一块铜钱，叫我去街上买面包。

　　“真大方！”

　　平时在家，大人从来不给我们钱去街买过东西。

　　大姐引我们去街上，一人买了个外黄内白的大面包，很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。

　　到江口县后，九姨父把我家安顿在太平街董家大院，大院是位姓董大地主的私宅。

　　大院很大，大门进去，是一条狭长的走廓，走廓两边有围墙和楼阁，楼阁前古木参天，花香乌语，但较阴暗，走廓尽头有扇大园门，过了大园门，天地豁然开朗，一座好大的四合院，四周全是住房，窗明几净，院中有花台和水井，院南端有道小门，通到后花园，花园紧临一条大河。

　　花园很久没人打理了，杂草丛生，十分凄凉。

　　我们在四合院东厢房住下，这么大一个院子，空荡荡的，就住我们一家人吗？

　　后来听说，主人在临解放前跑了，后被解放军捉住，枪毙了，留下一大群儿女也住在院里西侧，开始他们不敢出来，后看没事，也常到院子里和我们一起玩。

　　解放后，大院进驻了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，凡空房子都住满了，平时显得很冷清的大院一下子热闹起来，我和二姐有说不出来的高兴！

　　清晨，“1、2、1”的操练声，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。

　　“快起来，解放军下操了！”四哥在院子里喊我们。

　　我和二姐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，披上衣服，光着脚就跑到院子里，解放军的队伍已经跨出走廊，走上大街了，只看见他们背影。

　　晨光熹微，映照着他们肩上的刺刀，明晃晃的。

　　解放军吃饭是用一口大铁锅煮，锅的直径可能有80公分，饭在锅里结了一层约有1公分厚的锅巴，他们吃完饭后，炊事员总把锅巴掏起来，分给我们小朋友吃，很脆，很香。

　　解放军没事，爱在院里擦枪，我们都围着看，母亲一旦发现我们看擦枪，总是悄悄地把我们拉回家说：

　　“擦枪容易走火，会打死人的，不许去看！”

　　一天，三哥从院里阴沟中拾到许多子弹，一排排全新的，便拿回家给我们玩，母亲发现后吓了一跳：

　　“哪儿拿的？快给人家送回去。”母亲非常生气地骂我们。

　　三哥说：

　　“是解放军甩到阴沟里，不要的。”

　　母亲还是不让我们玩，说怕爆炸，某某就是玩子弹把手都炸掉了！

　　要三哥把子弹重新甩到阴沟里去，我不服气地说：

　　“解放军给我玩过他们的子弹，还爬到树上掏过乌窝。”

　　“你真不听话！”母亲顺手给了我一巴掌，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。

　　没住多久，解放军开走了，母亲好像松了一口气，我和二姐却很沮丧，哥姐都上学去了，望着空荡荡的院子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

　　母亲对我们说：

　　“耍懒了，应该穿鼻子，上学去。”

　　当时，我5岁，二姐6岁多，都到县第一小学上了一年级，同班同桌。

　　现在已经记不起学了些什么，老师是谁。

　　唯有记得一天放学回家，董家最小一个儿子，比我大3岁，俗称董窝窝，用弹弓打了一支麻雀，用火烤了，黑糊糊的，拿给我们吃，二姐不吃，跑了。

　　董窝窝硬要拖下一支腿，放到我嘴边，让我尝，我轻轻咬了一口，一股香味直冲我喉鼻，太好吃了！我重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肉！

　　从此我知道麻雀肉是可以吃的。

　　“除四害”运动中，麻雀被毛主席宣布为四害之一，因为它要吃庄家，吃掉在地上的谷子，跟人类争口粮，格杀勿论，消灭之。

　　那段时间我吃了不少打死的麻雀和麻雀蛋，饱了口福。

　　寒假，大哥和他一位同学来江口县玩。

　　大哥已从成都树德中学高中毕业，因品学兼优，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。

　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哥，以前他老在外面念书，难回家，即使回家我也记不住。

　　大哥有1米75左右高，不胖不瘦，很英俊，脸膛白里透红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一身白色、单排扣、卡机尼的学生装，半高领，领紧扣，头毛梳得光亮，脚上穿的皮鞋也亮，嘴唇紧闭，说话温文尔雅。

　　大哥回来后，我整天跟在他后面，听他和母亲说话，和三哥、四哥谈学习上的问题，虽听不懂，但总要挤在他们中间去看他们说话。

　　一天，大哥要和他同学上王庙玩，我要去，大哥非要让我换上那套黑尼子大衣才带我去，走到安楠桥头，有一位解放军正站岗，他看见我们样子（可能穿得很帅气），不知为什么，马上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，很好笑，也很得意，几十年后还记得。

　　大哥信奉基督教，在家时，每跨一道门坎，他都要在门坎上跪一下，做个祈祷才起来，我和二姐感到动作可笑，但三哥和四哥对大哥是敬佩得五体投地，觉得大哥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，不准我们笑。

　　晚上，大哥爱在床上蚊帐里，演皮影戏给我们看，有三国演义、白蛇传……大哥边演边唱，他嗓子好，唱得很好听，皮影做得精致逼真，两人打斗，一刀可以把对方脑袋从脖子上砍下来。

　　三哥在蚊帐里拿油灯，四哥在床头维持秩序，只要演皮影戏，全院的大人小孩都来了，还有两位借宿在我家，从南充来的周家两弟兄，小屋子挤满了人，太热闹了。

　　大哥这次回来，住得较久，可能有一个多月。

　　以后他参加了工作，53年春，回过一次家。

　　我家已搬到大井街徐家院子。

　　下午放学回家，看见母亲和一个头发、胡子都很长的中年人说话，这人赤足穿了一双草鞋，蓝布中山衫服，肩上还补了一个疤，母亲见我回来，说：

　　“快叫你大哥！”

　　这是我大哥！这就是我三年前的大哥？！

　　当时大哥才22岁，脸黄里透黑，显得憔悴和疲惫，我心底泛起一阵凄凉，犹豫着还没叫，母亲接着说：

　　“他从羌县走了两天山路，今天才刚到。”

　　两天山路？！

　　我轻轻地叫了一声：

　　“大哥！”

　　“这是朝宏吧？长这么高了，读几年级了？”大哥亲切地问我。

　　我不好意思地回答：

　　“四年级。”

　　大哥又问：

　　“成绩好吧？”

　　我低头说：

　　“还将就。”

　　大哥和母亲都愉快地笑了。

　　大哥这次回来是探亲，只有七天假，来回路上要走四天，在家就只能呆两三天。

　　后来听妈说：

　　大哥回来后，曾去了一趟江口县民政科，找了当年在我们家借住，现当上科长的周家兄弟周伯高，希望政府了解我家生活的实际困难，帮助弟妹们能完成学业。

　　记得临走前一天晚上，大哥将我们弟妹都叫到一起问：

　　“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？”

　　轮到我说：

　　“我想当空军。”

　　大哥听后，停很长时间才严肃地说：

　　“我们要热爱和平，反对战争”。

　　大哥为什么不喜欢我当空军呢？这句话我搞不懂，但却深深地影响着我。

　　大哥走后，他再也没有回来过，57年划成右派，61年病逝狱中，我再也设有见到我的大哥了！

　　住在董家大院时，父亲被祖山县人民政府留用后，来信让母亲带着我，去了一趟祖山县。

　　当时祖山县军管会主任吴团长亲自设宴为我们接风，军管会正副主任和夫人都出席，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　　宴会上，吴团长频频举杯和父亲共饮，赞扬父亲的投诚和他的工作能力，要父亲继续努力工作，为新中国多做贡献。

　　父亲当时任总务处长，熟悉环境，业务能力强，工作起来十分顺手，又不贪污枉法，账目上一清二楚，认真卖力，所以深受领导赏识。

　　因考虑父亲家庭负担太重〔我已有么弟朝春，共九个孩子，六个在读书〕组织上同意安排大哥工作，先去成都革命军事大学短训后再分配。

　　就这样大哥放弃了北大的学习，参加了革命。

　　在完成了川西征粮剿匪任务后，被安排到羌县海子区人民银行工作。

　　父亲为人太耿直，不通事故。

　　军管会主任吴团长在山东老家己有老婆孩子，我们去祖山时，吴夫人刚从老家来，和我们一起吃过饭，起眼一看，就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。

　　吴赚老婆土里土气，没让久呆，便把老婆赶走了。

　　老婆一走，吴就和机关里一位年青漂亮的女同志搞上了。

　　最后闹到想把原配夫人休了，逼夫人离婚的地步。

　　父亲看不惯，便在一次机关全体人员的民主生活会上，当着面揭发了吴的丑事，搞得吴和那位女同志下不了台。

　　父由此失宠，没过多久〔51年〕就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，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，因解放前无民愤，从轻发落，判刑劳改二年，53年底刑满释放回家。

　　后听伯父说：

　　父亲性格就是认死理，钢直不轲，敢做敢为。

　　在台县当粮政科长时，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前方战势吃紧，后方土匪却十分猖獗，闹得民不聊生，特别是广大抗日战士家属受害严重，县政府专门开会讨论土匪扰民问题，因土匪多，有枪，会开半天没人发言，连主管兵警的头头们，都不敢去承担领兵清匪重任。

　　见此情况，父亲大怒说：

　　“现在国难当头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身为政府官员，不能白吃干饭，理应率先士卒，为国分忧，为民做主，可个个却瞻前顾后，不以民生，国事为重，真愧对国人，有辱祖宗……”一番慷慨陈词，说得与会者脸红耳赤。

　　他是粮政科长，本无他的事，但父亲硬要请求带兵剿匪，并亲自深入匪窝，将匪首抓获，保了一方平安。

　　后父亲被任命为代县长。

　　一年秋后，农民歉收，几千上万灾民到县政府上访，抗捐，把县政府都包围了，卫兵吓得把县府大门紧闭，父亲知道后，命令把大门打开，一人出去亲自接待上访代表，了解实情后，当场拍板，免征粮税，还打开国有粮仓，放粮救济灾民。

　　父亲在台县、川北行署任职期，很多事都是受命于危难之季，为民请命，所以深受民众拥戴，被地方百姓颂称为造福一方的“魏菩萨”，佳话广为流传。

　　传说父亲去剿匪时，匪首从去岩上跳下，飞越过父亲头顶，只见红光一闪，落地时就被地上的草绊倒并紧紧缠住，不用吹灰之力，父亲就把号称“草上飞”的匪首活捉了……。

　　父亲30岁生日，前来祝贺的民众，有二、三千人，酒席摆了300多桌。

　　场面十分壮观。

　　父亲逮捕送劳改以后，才由地方政府通知家属，全家获悉实情，母亲大哭一场说：

　　“吴团长对我们不错呵，为什么要去管别人闲事，事后又不主动向别人认错，赔礼道歉，真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。”

　　父亲幺妹（九姨），是由父亲从安岳老家带出来的唯一亲妹妹，经人介绍，父亲操办，将她嫁给了在江口县做山货生意的资中县人，名叫孙福态（九姨父）。

　　九姨父很精明，会做生意，开始父亲因工资较高，孩子少，经常支柱他们，后来九姨父利用舅子这个靠山，加上有父亲在江口县当官朋友的关照，很快使生意做得很大，在太平街上买下了很大一个院落。

　　院落临街有铺面，后面有两层楼，十多二十间住房，直通泊桥河边。

　　买下院落后，父亲将他们商场取名为《恒丰永》，并亲自书写了招牌。

　　他们山货生意照做，又开起了旅店，九姨父待人热情大方，旅店位置好，来往于江口县和成都的客商都喜欢住他们那里，客人常常暴满，晚上地上都睡有人。

　　母亲说：

　　“自从从九姨嫁给孙福态后，他如虎添翼，生意做得，像金水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流！”

　　我家搬到太平街董家院后，离九姨商铺不远，我们爱去玩，每次去，九姨父都给我们钱买糖吃。

　　九姨父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大方、热情、平易。

　　九姨很小就随着我父亲，性格上比较老实缺心眼，嫁孙福态给后，生活好，家里请了很多雇人，什么事都不用她操心，懒散惯了，她不理事，九姨父也任她，整天梳妆打办扮，穿红戴金，打麻将，跳舞，家里有多少钱，她不知道，只要自己有钱用就行了。

　　56年九姨父病死。

　　文革初，他家撤迁，九姨儿子在老家宅地里挖出了两大罐银元和金条，是九姨父生前埋藏下来的，九姨才知道，她家原来有这么钱呵！

　　解放后，父亲的工资陡减，九姨父曾出谋帮助我家，在董家大院里办起了，砖茶生产小作坊。

　　砖茶是山里少数民族配制酥油茶的主要原料，酥油茶是他们的主食，所以砖茶每年需要量很大，我家制作的砖茶质量好，全由九姨父帮助销到少数民族地区，赚了不少钱。

　　每天，我和二姐放学回家，看见院子里晒满黑黑一片、压制出的茶砖，总要过去翻翻，阵阵茶香，让人陶醉。

　　“这是我家制的！”

　　自豪感油然而生……

　　这可能是我80年代后，弃教从商的潜意识吧？

　　一年后，我家从董家大院搬到大井街徐家院子，茶砖生意也就停止了。

　　九姨爱打麻将，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一位姓任的太太，其丈夫姓周，介绍给我妈认识后，我们称她为周伯母。

　　周伯母的丈夫，解放前在江口县税捐处当科长，算是和父亲干过同样工作，所以很快就和我家混熟了，成了世交。

　　周的老家在南充，刚解放他老家俩儿子，来江口县找工作，他家住不下，就暂住在我家，和三哥、四哥住在一个房间，床上挤不下，就铺地铺，睡地上。

　　太平街地处县城外，51年土匪叛乱。

　　一天晚上，土匪在紧临太平街的观风楼跟解放军打仗，枪声响了一夜，我吓得躲在母亲怀里，蒙住耳朵一夜没睡。

　　第二天听说：

　　土匪想血洗太平街，过观凤楼时，被驻守观凤楼的解放军发现，双方交火，打得利害，土匪被打死了几个后，士气大减，天亮快了，土匪想放火烧了凤观楼，被赶来增援的解放军扑灭，尸体还来不急拉走，土匪便匆匆跑了。

　　三哥着急地问：

　　“现在尸体还在吗？”

　　有人说：

　　“还在，我刚从观凤楼看了回来。”

　　我知道三哥要去看。

　　三哥十多岁了，大哥不在，算是家中老大，母亲很少管他。

　　我趁母亲没注意，一个人溜到院子门口等他，一会儿三哥果然从院里跑了出来，三哥见是我在等他，高兴地牵着我的手，一溜烟跑到了观凤楼，土匪尸体全烧焦了，一个尸体仰面躺在墙边，嘴张着，一只手向上伸，手指半缺，指向蓝天，“死前他想说什么呵？”我不敢多看，拉着三哥回家了。

　　母亲感到住在太平街不安全，决定托人在城里找房子搬家，周伯母听说后，介绍说：

　　“大井街有个院子，解放前是徐家大地主的词堂，解放后徐地主和老婆都被人民政府镇压，大儿子也死了，大儿媳没有生活来源，想把词堂租出去住人，租金便宜。”

　　母亲随周伯母看了房子回来说：

　　“房子可以，院子没有董家院大，但精致，分前后两院，后院祀祭堂两边是客房，右边较小，左边较大：可隔两大间，有厨房，库房，还带一个小天井。前后两院除客房外，全是厢房，加起有十多间，全可住人。我和周伯母商量了，决定两家都搬到徐家院里住，他家人少，租用后院的右客房，我们租左客房。”

　　51年我们家搬到了大井街，一住就整整住了40多年。

　　在徐家院子，我渡了我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，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悲伤、贫困和艰辛、失望和憧憬、幻想和破灭、爱情和甜蜜……直到90年代初，徐家院子的土地被征用，我家才离开大井街这块热土，迄今大井街徐家院的情景，还频频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儿时的梦幻让我终生难忘！

　　我们和周家入住徐家院子后，前后院先后搬入了：陈国威家、唐清平家、杨华华家、张少兰家、赵元村家、刘家婶家、海娃家等十多户。

　　前后院都住满了，连厕所房里的毛坑，用土填了，也住上人。

　　政府将徐家院子罚没充公后，徐家大儿媳妇因没有地方住，就在厕所门的房檐下，用竹篱笆隔了一张床位，住了下来。

　　到大井街后，我和二姐又重新到县第二小学报名读一年级，但我们没有同班了。

　　我和二姐从祖山开始，读了三次小学一年级，真是好笑。

　　三哥、四哥在文庙中学读中学，申请准了助学金后，住校，每星期天回家一次；大姐在第二小学上三年级；以后大弟、么弟也在第二小学读书。

　　母亲一人操持家务，里外劳累，非常辛苦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我家的苦难接踵而至，开始饱尝饥饿、贫困、无助、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。

　　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，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，大哥每月工资32元，除自己的生活费外，余下全寄回家，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，那也得生活！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，后又送去劳改，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，61年父亲也死了，全家无一点收入，三哥、大姐、大弟放弃学业，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；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；母亲扎鞋底。

　　星期天放假，全家出动，背砖、背瓦、背煤、拾柴，为活命什么都干，也真算自强不息，垂死挣扎！

　　62年四哥大学毕业，分配了工作，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，但因人多负担重，仍然贫困。

　　文革结束，邓小平上台后，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！

　　往事历历在目，不堪回首呵！

　　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，我放学回家，和二姐、大姐正做作业，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。

　　突然，前院住的刘家婶，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喊道：

　　“快！魏伯母，你先生回来了。”

　　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：

　　“在哪里？”手还是湿漉漉的，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。

　　刘家婶说：

　　“刚下车，在门口！”。

　　“是爸爸回来了！”我高兴地喊一声，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。

　　跑到大门口，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，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：

　　“爸爸” .

　　爸爸抬头看见是我，微微一笑，轻轻说道：

　　“宏儿来了！”

　　我牵着父亲的手说：

　　“走，回去”

　　父亲说：

　　“不忙，等你妈出来”。

　　这时妈和大姐、二姐，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。

　　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：

　　“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，五分钱。”

　　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，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，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，数了数，递了过去，车夫接过钱，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，拉着车走了。

　　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：

　　“朝琼，你帮爸拿行里，回去了。”

　　妈走在前面，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，父亲抱着大弟，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，簇拥着往院子里走。

　　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。

　　“魏先生回来了！”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　　“回来了！”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，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。

　　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，父亲有点不好意思，低着头加快步子，低声地摧我们：

　　“快走！”

　　像逃似的，爸和我们到了家，把母亲留在院里。

　　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：

　　“爸，你坐，我给你盛碗水喝。”

　　我看了看行里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，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，没一点吃的东西，心便晾晾的，再看父亲，他瘦多了，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，肩头上有一块小洞，露出白棉花，没有穿内衣，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，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，只打齐小腿，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，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，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，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，赤着脚，穿了一双草鞋。

　　父亲脸膛泛黑，看起来还健康。

　　母亲回来后，向父亲看了看，没说话，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：

　　“拿去换了吧。”并向我们喊道：

　　“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。”

　　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，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，都是我和二姐从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。

　　晚上，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，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，让我们吃了两碗。

　　睡觉时，母亲调整了铺位，要我和大弟睡小床，二姐和大姐睡三哥、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。

　　原来我、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，现让给了父亲。

　　睡下后，我睡不着，可能晚饭吃多了。

　　平时，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，早上吃新鲜饭，每人两碗，人大的盛多点，人小的盛少点，泡菜下饭；中午喝点清水，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，用水煮了，半浠状，称为锅巴饭，一人一小碗，无菜，但吃起很香。

　　今天晚吃了两碗饭，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始终浮现出，在祖山时，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，父亲昂头挺胸，胖胖的……。

　　现在，怎么啦？我搞不懂，总睡不觉，直到鸡叫。

　　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，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，推鸡公车帮别人运货，花竹条，编竹筐。

　　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。

　　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，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，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。

　　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，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，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“反革命”、“坏分子”说句公道话，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，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。

　　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，但直到1961年病逝，都没有选举权，也就是说直到死，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。

　　有天，是星期六晚上，刚吃过晚饭，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，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，汇报情况。

　　居委会开会，我没有看过，想去看，母亲不准，说：

　　“有什么看头！”

　　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，躲在居委会门后，偷偷往里看：

　　只见父亲和一些管制分子，低着头，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，下面坐着十多个治安积极分子，除一、二个老头外，全是妇女。

　　一个中年妇指着一个管制分子骂道：

　　“你不老实！前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你把一块掉在街上的木块拾回家，还说没拾过。”

　　很多人附和着呼叫：

　　“说，拾过没有？”

　　被问的管制分子，头上冒着汗，低声说：

　　“拾过”

　　众人又喊：

　　“拿去做什么了”

　　管制分子声音更低说：

　　“当柴火烧了”

　　众人大骂：

　　“大声点，不许装疯卖傻！”

　　以后全是漫骂，和“是！”“是！”的回应声……

　　我不忍看下去，心里苦涩，没让泪水流出，拉着二姐说：

　　“走吧！”

　　二姐已经是泪流满面。

　　几天来，我们都不敢抬头见人。

　　初夏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后，母亲见父亲还没有回来，对我和二姐说：

　　“你俩去胥家路口看看，你爸上午就去胥家场用鸡公车帮人推豆饼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快去看看，是不是推不动了！帮他拉拉。”

　　以往，只要不读书，我和二姐都爱去帮父亲拉鸡公车，父亲在后面推，我俩赤着脚，用绳子，一头套住车头，一头跨在肩上，使劲地往前拉，父亲推起来就会感到很轻松，推得也快。

　　和父亲一起推鸡公车的大爷，把我们称为：

　　“两个小飞鹅”。

　　“好！”我俩高兴地应了母亲一声，拿着拉绳就向外跑，过了胥家路口，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，又向前走五、六里，天己慢慢黑下来并开始飘起小雨，只见路上一人，坐在鸡公车上歇气，

　　“是爸爸”

　　我们高兴地大叫：

　　“爸，我们来了！”便向前跑去。

　　父亲见了我们，一下子站起来，很高兴地说：

　　“推不动了，歇了一下，现在我们走！”

　　我和二姐马上套上绳子，开始使劲地向前拉，路很滑，我们用草绳缠在脚上，拉得很快，但没有走到一里路，就感到拉起来很吃力，拉不动了。

　　“爸，你是不是推不动了？”我回过头小心地问，只见父亲虚汗淋漓，又问：

　　“你是不是饿了？”

　　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：

　　“太饿了，推不动！”

　　说完放下车，一屁股坐在车杠上说：

　　“再歇一会儿。”

　　天黑暗下来，路上和周围田地里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我和二姐擦着脸上的汗，也感到饿了，怎么办？

　　这前不临村后不临店的地方，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呵？我开始感到无助的恐惧和无奈！

　　突然，看见父亲眼睛一亮，看左右无人，便跳到路边田里，从玉米地，搬下三包刚卦红丝的玉米包，抱了回来，递给我们说：

　　“将就吃”，

　　我立刻想到那天晚上，在居委会，管制分子被批斗的情况，不安地问爸：

　　“你不怕他们斗争你？”

　　父亲看看我和二姐，笑了笑安慰地说：

　　“放心，他们不会知道的”。

　　由于有了一包生玉米的充饥，晚上十点过，我们终于把鸡公车艰难地拖回了家。

　　57年大哥被划成右派，送到漩口劳教，无工资寄回，58年四哥又考取黔卅大学物理系，我们家陷入每天都揭不开锅的境地。

　　经居委会同意，父亲决定到距县城有60多里泰河乡去花竹条，编竹筐竹箕卖。

　　泰河乡地处邛崃山系，山清水秀，气候湿润，盛产斑竹。

　　因是斑竹产地，收购竹子价格非常便宜，加之山上还有一大片、一大片的野生竹子，不用钱卖，只要不怕吃苦，带上干粮到山上砍一天竹子，会有几大捆，然后扛下山，放在家里，不出门，编上半个月，原料都用不完。

　　泰河乡场上，供销社设有竹筐竹箕收购点，离父亲暂住的董婆婆家，有三、四里路，将竹筐竹箕缚好，担下去卖了再回来，一天可以跑四、五次。

　　假期或星期天，我跟父亲上山去砍过竹子，也去卖过竹筐竹箕。

　　父亲住地周围的野生竹，长得较大、能用的，已经被砍完了，需要爬几座山，走十多里山路，才会看见竹林，砍到有用的斑竹。

　　那是好大一片竹林呵！翠绿了几座大山，一阵风吹过，万株翠竹随风起伏，远望去如海浪翻腾，波涛万倾，非常壮观。

　　90年代，在深圳听说广西竹海美如仙景，和朋友千里迢迢跑去看，感到也没过于此景。

　　去砍竹子，必须头天晚上把斧子磨得很锋利，第二天，天刚亮出发，爬到竹林处，就快到中午了，砍完竹子，捆好，已是大汗淋淋，饥肠咕噜，下午二三点钟，躺在地上吃干粮，喝身旁小溪里的水，心里充满了惬意，

　　晚上，下过雨，雨后的竹叶青翠欲滴，从叶缝里透过来的阳光是斑斓的，洒在地上和人的脸上，晃来晃去，全花了！父亲有时会高兴地吟颂起毛主席的诗词：

　　………

　　斑竹一枝千滴泪，

　　红霞万朵百重衣。

　　………

　　我欲因之梦寥廓，

　　芙蓉国里尽朝晖。

　　………

　　感觉真好！今人心旷神怡，浮想联翩……

　　把竹子扛回家，已是黄昏时分。

　　父亲空闲时，爱钻研中医，没有钱买书，就从收荒匠处找了一些破旧的中医书回来，加以整理，用毛笔抄录在废旧报子上，然后装订成册，迄今我还保留下父亲的这些遗稿，作为家传，让后人能永传留下去！

　　父亲悟性很高，理解能力强，古文功底厚，所以，一看书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没过半年就敢给人看病，通过实践，医术逐渐高明，特别对疑难症，有独到见术，名声逐起，周围街坊和泰河乡的村民，慕名求医不少，县武装部政委的爱人（院子里陈三姨的侄女），因患妇科疾病，找遍江口县、成都和周围所有名医，都久治无效，快要死了，经陈三姨介绍，找父亲去武装部医治，父亲二副药下来，就使病人下床走动，没有医治到二个月，就可以上班。

　　为感谢父亲，政委让陈三姨给我家送来二斤猪肉。

　　在困难年间，这可是珍贵之物，全家都快一年多没吃过肉了！

　　并告诉父亲，政委想把父亲介绍到中医院工作，后来可能因父亲还带着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，又无行医证，此事不了了之，全家空欢喜了一场。

　　父亲给人看病不敢公开挂牌，平时只是由熟人介绍偷偷看，不敢收钱，医治好后，病人出于感激，送点吃的东西就十分满足了，很多时候是白治病。

　　父亲心地善良，无论大小事，别人只要求到他，总是有求必应。母亲说父亲是：

　　“家懒外头勤！”

　　父亲生前，人缘关系一直很好。

　　父亲爱和江口县当时的名医杨昆讨论医学心德。我少年时的好友贾天全，初中毕业后学中医，也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。

　　有时，看着父亲砍竹子的身影，伏案给别人把脉治病的情况，再瞧瞧垒积如山，叠放整齐的竹筐、竹箕。

　　父亲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不是正如泰河乡山间岩石缝中生长的斑竹吗？！

　　有“竹石”诗一首称颂到：

　　咬尽青石不放松，

　　立根原在破岩中，

　　千磨万击还坚劲，

　　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　　60年代初，在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情况下，国家处于极度困难期，粮油定量供应，一个月，大人才供应18斤粮食和二两菜油，一年吃不上一两肉。

　　记得60年底，快要到年关了，居委会怕春节供应不了猪肉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小猪。

　　因周伯母是居委会副主任、我母亲是小组长，为争表现，便把小猪拉到我们院子里，用绳拴在徐地主大儿媳妇住的房檐下的柱子上，心想：

　　前后院子住的人多，各家吃饭剩下的刷锅水都把小猪养大了，等到春节杀了，全居委会的居民都可以分到肉吃。

　　那年头人都吃不饱，那有猪吃的呵！

　　倒出来的刷锅水全是清水，看不到一粒米饭，每天小猪饿得直叫，把柱子都快啃断了，不到一个星期就饿死了，皮包骨头，居委会找来一个管制分子将它剥皮破肚，打开胃里，全塞满了木头渣。

　　最后，每家分到二两多肉。

　　父亲泰河乡期间，我和大姐每月都骑自行车给父亲送口粮，自行车是大姐找人借的，车不够，就一个人去，二姐脚不好，又不会骑车，泰河乡从来没有去过。

　　父亲每天要劳动，一月18斤粮食，肯定不够他吃，家里孩子全都是长身体吃长饭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接济他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世风淳朴，无饭吃，也很难听到为争口粮，一家人吵嘴打架之事。

　　开始，父亲还能搞到一些爪菜之类充饥，后来爪菜都吃完了，怎么办？

　　有几次，我去泰河乡，都见父亲正在吃，平来是用来喂猪的豆饼和谷糠，还有用杨槐叶做成的馍馍。

　　我吃过，满口钻，苦涩难咽。

　　父亲悄悄告诉我：

　　“泰河乡的农民都快饿死完了，很多院子的人全死光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……。”

　　以前我只是在书上和画上看过哀鸿遍野，饿孚横流的悲惨情景，现在亲眼目睹这一切，真是心灵震撼，感到夕阳如血！

　　后来听说，上面知道了泰河乡饿死的人太多，曾派人去调查。

　　结论如何，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

　　61年夏初，大哥在成都宁夏街狱牢中病死，得通知后，举家悲痛，父亲因伤心过度，三天都卧床不起，大哥是他最亲最孝顺的长子，又是大伯的养子，现在忽然离去，叫他如何不伤悲？

　　过了夏天，父亲患了水肿病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许多人因严重缺乏营养，都得这种病，也死于这种疾病。

　　开始他还坚持劳动，拿钱回家。

　　到冬天，他终于倒床不起了。

　　三哥去泰河乡，用鸡公车把他推了回来，脚肿得，跨不过家门坎，咳嗽利害，母亲跑去人民医院，找父亲旧友吕世民医生，吕医生到家给父亲诊断，说：

　　“水肿病外加胸膜炎，已化脓，要住院，抽积水”。

　　家中无钱，住不起院，吕医生只得开了盘利西宁等消炎药，让父亲服下，不到一个星期，父亲就死了。

　　死的前一天，母亲看父亲真的不行了，叫我和朝荣（大弟）走路去泰河乡，把父亲放在董婆婆家的被盖等背回来，60多里路，我们当天没有赶回家，途经太平乡，在父亲一位朋友家借宿一晚，第二天上午赶到家，父亲已去逝。

　　父亲躺在大屋的地板上，脸雪白，嘴张开，眼微微睁着，他死不瞑目呵！

　　三哥说：

　　“早晨，听到父亲大闹，要从床上挣扎起来，把他扶下后，怕他冷着，用被盖给他盖着头。可是，他一会儿就断气了。”

　　家里管事的，只有三哥和母亲，大姐还在公山，没赶回来，四哥在贵州根本回来不了。

　　父亲死后，母亲极其虚弱，已经欲哭无泪。一年中，接连死去两个亲人，都是家中顶梁柱呵！谁受得了！

　　所以很多事都是三哥安排。

　　父亲死了的消息很快在的街坊中传开了，中午开始就有人来送钱物，或来慰问，也有人买来花圈放在院里，都没落款是谁送的，只是写上“邻居”或“朋友”哀悼。

　　现在想起，真让人感动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还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向一个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送花圈，其精神是何等的勇敢和无畏！

　　好人呵！祝您一生平安！

　　三天后，在三哥两个瓷厂的朋友和九姨的两个儿子的帮助下，用门板改成了一口棺材，将父亲放了进去，然后用架子车拉着，准备送出去安葬。

　　除母亲外，在家的兄弟姐妹全去了。

　　母亲哭着把我们送到大门口，走不动了，坐门坎上哭，见母亲哭，我们都哭起来，其情景真悲惨！

　　我们拉着父亲灵棺走到大街上，不知往那里走。

　　61年，死的人太多，大家都不知道葬到那里好。

　　九姨的大儿说：

　　“拉到东城桥看看”。

　　到了东城桥，看见河岸荒坡上有很多乱坟包，根本找不到下葬的地方，过了五号桥，见河水已干，（岷江河流，每年冬，都要截流岁修），河心鱼嘴处有荒地，树木葱郁，风景不错，不知谁说道：

　　“那儿还可以”。

　　因无路去，大家齐力将棺材从河心抬了过去，在荒坡上，找到一块紧邻小溪、有一棵弯棕树的地面，挖了一个坑，将父亲草草安葬下去。

　　环顾四周，根本没有坟莹，很安静，安息吧！我亲爱的爸爸！

　　我心里默默念着，见三哥向坟头铲上最后一层沙土，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　　这位为魏家立过汗马功劳，把家族从死亡线上拉出，繁衍生息，光跃祖宗的功臣，就这样倒在荒郊野地里，让骨肉化成泥土和尘埃了。

　　他从贫困中挣扎出来，自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又在贫困中死去了。

　　他一生没有做多少好事，但却是一个好人，他才53岁就悲惨离去，令人唏嘘惋惜！

　　是上苍不公呵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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